整个2018年，凯胜家具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占据越南出口家具市场5%的份额，在对美出口方面尤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不过对这一业绩，罗子文并不显得十分激动：“如果从1977年在台中丰原开始做家具算起，我已经创了三次业，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在台南、90年代在深圳，以及21世纪初在平阳。

虽说每个阶段面临的投资环境不完全相同，但总有可以沿用的经验，一次比一次弯路走得少。”贸易环境剧变给他带来了机遇。“关税压力骤然加剧，直接影响便是出口订单可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从广东转移到越南。

去年越南家具出口市场的总规模大概是50亿美元，今年则一次性会多出30亿美元的新订单，对凯胜这样在本地深耕多年的企业是利好消息。”2号厂区建设速度的加快，正是为了应对转单的增加。

相当巧合的是，罗子文的三次创业，正好对应上了亚洲“雁行”经济版图中三个不同区块的起飞期。

70年代末他开始从事家具业时的基地台中丰原，是彼时中国台湾木材加工业的中心之一。

从丰原、云林斗南再到台南，凯胜早期经营的据点大都背靠中国台湾中南部森林木材的原产地，并利用中国台湾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的机会，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木制家具。

1989年之后，中国台湾劳动力价格上涨、人力短缺的问题开始浮现，加之政府出台了禁止砍伐山间林木的政策，凯胜的第一个“红利窗口”开始关闭。

恰好此时两岸关系逐步解冻，中国大陆市场开始向台商放开。罗子文当机立断，决定大举西进。

经过一番摸索和沉浮，凯胜最终在深圳站稳脚跟，到2004年时已经拥有3800名员工和4600万美元的年营业额。

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商务部在部分本土家具制造商的求告下，裁定7家中国家具制造企业在美国市场倾销木制卧房家具，宣布对其征收从0.79%到198.08%不等的惩罚性关税，这令罗子文感到了警觉：“当时对美出口家具的平均税率是7.24%。

一旦反倾销纠纷变得长期化，将近200%的关税压上来，企业十年之内都不得翻身。”于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尝试分兵越南。

在罗子文看来，2004年时的越南恰如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有家具制造业需要的大块闲置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员工人均工资则只及深圳的半数。

他坦言，“越南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态度其实跟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一模一样，而且很多法律条文就是抄袭自中国”，这降低了凯胜集团适应新环境的难度。

作为全球橡胶木主要产地之一，越南可以提供生产家具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木材也逐步取消了关税，这让罗子文感到前景可期：“凯胜制造出口家具所用的木材对品质和数量要求很复杂。

在深圳时，大部分原材料不能由中国大陆供应商提供，需要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原材料进口时计一次税，运销美国时又被美国那边计一次家具出口关税，成为不小的负担。到了越南，两笔钱都可以省下来，对竞争力有帮助。”

从2004年到2016年，花费12年时间，凯胜将深圳老厂的产能以“蚂蚁搬家”的方式逐步迁移至平阳，最终在2016年彻底关闭了老厂，在广东仅保留销售部门。

贸易环境剧变之后，同行企业纷纷感叹凯胜有先见之明，在中国大陆的“红利窗口”结束之前又赶上了越南经济的起飞期。

但在罗子文眼里，这不过是一系列经验和教训累积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时，因为对投资环境和政策不熟悉，我最早选择了北京的平谷作为落脚点，结果几年时间几乎把1000万新台币亏光。现在不会再做这种赌博式的冒险了。”

布局越南使他赶上了第三个“红利窗口”，但越南不会是最终站：“三次创业的经历让我逐渐认清了，在全球化时代做生意，向着土地和人口更廉价、税收环境更优越的地区去永远是一种常态。

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制造业，都不可能摆脱这条规律。做企业没有永远的‘福地’，‘福地’是要靠自己去发现和开拓的。”

下一步，罗子文的打算是在美福工业区开辟一个占地6000亩的综合产业园，把在深圳经营时合作的供应链企业一并带到越南来。

“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做成品、做包装。但本地承接家具制造业上游的供应商毕竟只经历了10年左右的孕育期，现在还没法做到完全自给。现在搞的这个产业园，其中有免税仓、有不同环节的加工车间和厂房，用途不是出售，而是租给希望从广东转战越南的供应商，尤其是资金比较紧张的中小企业。

也许再过20年，家具业不会再是越南政府大力扶持的行业，但至少在目前，本地政府认为这项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并且对开发本地的人力和土地资源是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利用好这第三个‘红利窗口’。”

资深媒体人赵灵敏曾经长期从事与东南亚问题有关的采访和研究。2012年离职创业之后，她最初的计划是创办一家依托高校的研究型智库，随后却发现诸多有着“走出去”需求的广东中小企业迫切希望了解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法规。

最终，她决定启动一家海外投资咨询服务平台，针对企业的需求进行调研。

“广东地区以出口欧美、尤其是北美市场为导向的中低端制造企业，目前正处在内外夹击的困境中。”赵灵敏认为，“外有加征关税的阴影，内有经营成本节节提升的压力。”土地价格的激增连带引起了工人生活成本的高企，最终转化为薪资上涨压力；

加上薪酬和社保体系的完善以及年轻劳动力数量的下降，长达30多年的“高速红利窗口”正在缓缓关闭。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从事外贸代工业务，这类企业在自有品牌的经营方面投入不足，也缺少由专注外贸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经验，只能硬着头皮苦苦支撑，等待潜在转机的出现。

“一部分是审时度势、主动寻找出路，但更多的是被北美客户逼着或者带着走出去的。”回忆起广东玩具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初衷，黄碧星有他的看法。

仅仅以圣诞球这种体积小、成本低、但销售总量巨大的节日玩具为例，每年出口欧洲的数量不过是美国订单的零头，生产厂家在面对客户时几乎不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

“关税提升到10个百分点，厂商还可以将负担暂时转嫁给供应链上游；但如果提升到25%，任何零敲碎打的压缩成本的方式都毫无意义，只能按照美国客户的建议，到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

赵灵敏分析道：“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平均工资水平低等等原因，东南亚国家是目前中国制造企业转移产能的主要目的地。但短期内涌入大量制造企业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中小国家很快变得不堪重负。”

黄碧星依然记得，他所参与的几次越南市场考察是以“人带人”“行业带行业”的粗放方式进行的：“一般供应链中有几家企业去到了当地，或者广东的同乡会中有人在越南发展得较好，就会组织相关厂商的代表到当地做集体考察，打听地价和工资，拜访本地企业主。”

这种操作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中低端制造企业的出海会以“一窝蜂”和“抱团”的方式进行。

多家企业选择同一目的地作为迁址方向，导致当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在短时间内进入紧俏状态，价格遂水涨船高，实际投资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在凯胜家具拜访时，特别助理杨新满就感慨：“两到三年前，本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也许只需200美元，如今350美元都挡不住。”

这一印象，在窦英俊那里获得了确认。据他介绍，受经济高速增长和货币贬值影响，越南的基本工资标准在过去20年里已经上涨了超过17倍，年均增幅有时超过10%。

尽管外资企业为员工开出的薪酬一般会高于基准线，但维权意识高涨的工人每逢政府公布基本工资上调计划，便会以此为依据、要求企业主加薪，造成企业的一块隐性负担。

而自2016年起，越南政府公布了新的社保三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缴纳标准，规定社保缴纳比例应占投保薪酬的32.5%（其中企业须承担22%），而除底薪以外的各种津贴、奖金也被一并计入投保基数，在制鞋、成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了多起劳资纠纷。

窦英俊承认：“由于实际薪酬开支增加造成的负担，去年越南曾有几家韩资制衣企业由于亏空过甚，投资人关厂跑路，留下一地鸡毛。”

赵灵敏同样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在她看来，“南下”从来都不是解决中国制造业困境的主要出路：“东南亚的劳动力虽然表面上比中国便宜，但很多工人是洗脚上田，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加上受教育程度有限，导致他们的效率最多也就能达到中国工人的七八成。

而且东南亚工人普遍不愿意加班，加班一天2小时是上限，多了给钱也不加，像中国那样为赶工期24小时轮班干根本不可想象。

这样综合算起来，东南亚的人工成本优势就没有那些显著了。”而越南、柬埔寨等国虽然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可观的财力，但受经济体量所限，实际上仍然高度依赖北方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物流网络。“走出去”了，却还是“离不开”。

从20世纪60年代赤松要系统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到21世纪初中国站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十字路口，历史已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资本在亚洲范围内寻找新机会的尝试也经历了三个窗口期。

但正如“雁行形态理论”始终无法确认中国这只“大鹏”在“雁阵”中的位置，中等国家越南，似乎也很难成为遍布南粤的整个制造业基地“走出去”的最终目的地。

从中国南粤到越南，故事尚未结束，仍在接连不断地开始。

本文已标注来源和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